民族认同及其塑造——读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

发布时间:2019-04-09浏览次数:2704

民族认同及其塑造

——读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

(作者:赖海榕 林林  《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节 选)

内容提要:在现代世界,民族认同可能是最具感染力的意识形态,它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也正是这种差别构成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和平与冲突。安东尼·史密斯(Amthony D.Smith)是当代西方著名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族主义与族裔研究专业荣誉教授,也是民族主义跨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创者。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有领土和族裔两个基本维度,塑造和消解民族认同的有经济、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全球化在急剧改变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活,它不仅增强了全球意识也促进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面对全球化进程,他驳斥了民族“衰退消亡说”,认为民族和民族认同还将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强化。

  1. 民族认同的塑造、强化、削弱和消解

    (一)实现个体“不朽”是推动民族认同塑造的不竭动力

    在安东尼·史密斯的视野中,世界上存在的诸多纷争、冲突和融合都与民族认同息息相关,在众多的集体认同中,民族认同具有独特的功能。个体是由多重认同和角色构成的,最明显和基本的是性别,以性别为基础的分类体系是最为普遍和通用的。但是,性别认同通常被其他认同因素所分割,因此很难单独的利用性别分类来唤起集体意识和行动。地方性、区域性的认同同样是普遍存在的,从表面上看,地方认同和区域认同具有性别认同所缺乏的凝聚力。然而事实上,一个区域很容易被分裂为很多小的地区,这些小的地区又可能存在许多聚居区。在大多数案例中,由于存在多中心,边缘又参差不齐,使得区域认同不能提供持续的动力。在马克思的社会学中,阶级认同是最高等级的集体认同,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阶级认同与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关,在某个特定的社会构成中,总有多个阶级彼此竞争。因此将阶级作为集体认同的基础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情感号召力也不足。而基于宗教和族裔认同形成的共同体能够容纳不止一个阶级的人。宗教认同与阶级认同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标准之上,阶级认同产生于生产和交换范畴,宗教认同则源自交流与社会化的范畴。宗教认同建立在文化、价值、象征、神话和传统的基础之上,这些要素往往成为习俗和仪式的固定符号。宗教共同体经常与族裔共同体密切相关,大多数宗教共同体的边界与族裔边界重合,许多族裔共同体的认同就是建立在宗教标准的差异之上的,它们经常彼此重合并互相强化,能够动员并维持一个强大的共同体,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①]

    民族认同和民族一样都是复杂的概念,由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族裔的、文化的、领土的、经济的与法律政治的。史密斯提出民族的定义为: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和,它的成员共享一块历史性的领土,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遍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于一个经济体之中,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都适用的一般性法律权利和义务。[②]这个定义揭示了民族认同所具有的复杂而抽象的本质,民族从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吸收了养料,与阶级、宗教、族裔等其他认同结合起来,并且与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交织,从而衍生出多样的组合形式。因此,民族认同是多维度的,不能被化约为一个单独的要素,也不能从一个人口单元中简单而迅速的催生出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具有多面向的力量,对群体和个人都具有独特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民族认同能够持续地提供性别、阶级、宗教等其他类型认同没有涉及或者难以满足的功能。在诸多功能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为个体湮没(personal oblivion)的问题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个世俗时代中,认同于某个民族是战胜死亡结局和实现个体不朽的最可靠方式。民族提供了一个与英雄往昔类似的辉煌未来,激励着人们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并且这个目标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地去实现,这一代代人就是“我们的”孩子。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还是精神气质上,他们都是“我们的”。这样的许诺是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都无法给予的,这种承诺最终还是要依靠民族来实现。因此,民族认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强大的“历史与命运共同体”,从而将人们从个人湮没的深渊拯救出来,并重塑集体信仰。[③]从政治上看,民族认同构成了国家机构的存在基础。它使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了合法性,这些法律制度定义了该民族独特的价值和特质,并反映出人民悠久的传统和道德观。因此,在今天,对民族认同的诉求成为社会秩序与团结的主要合法来源。对共同体的个体来说,民族认同还能够实现一些更具私人性的内部功能,其中最明显的是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从而使他们成为公民。民族象征符号——旗帜、货币、国歌、制服、纪念碑和典礼等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的情感。对某个共同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会使他们感觉变得强大和高尚,因此民族可以成为一个“获取信仰”的群体,能够克服障碍和困苦。民族认同的第三个功能是,将同胞之爱的理想提升到重要位置。利用阅兵、纪念仪式、周年庆典、阵亡者纪念碑、对英雄的颂扬和对历史事件的纪念等方式,不断强调认同与统一,从而唤起同辈公民对他们的文化纽带和政治亲缘的记忆。对民族认同的成功和持久而言,正是这种仪式和象征的内容将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紧密的绑在一起,也正是这些符号、仪式和典礼,将共同体中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中的潜在功能,也是它们能够历经世事变迁而依然持久稳定、变化自如、富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④]

    (二)国家政权建设、军事动员和宗教运动强化民族认同

    韦伯曾对政治行动在族群形成和延续中的重要意义发表过评论,他认为,正是政治共同体激发了对共同族性的信仰。国家政权建设对民族形成和强化民族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如公共教育、健康福利、人口和环境保护计划、移民问题、大众传播、艺术、体育和文化、职业与就业、税收与财政政策等各领域的控制与规划,直接地、持续地和广泛地强化民族认同。在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日本和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显然在族裔共同体情感和具有内聚力的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政权建设通过政治规范和社会边界来实现民族成员的融合,从而培育一种纯粹的领土爱国主义和对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忠诚感,并且统治精英通过塑造一套政治神话和象征符号来获得政权合法性,同时抑制冲突和分离。在中国,秦国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开始践行大一统的各项措施,制定《秦律》、修筑驰道、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措施相继出台,其后为了方便征税和交流,统一了货币,从此形成古代中央集权的传统。其后两千多年,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不断强化。

    史密斯认为战争和军事动员也增强了民族认同,战争是对族群凝聚力的极大考验,也是一种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动员手段。许多民族国家由于居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上,因此被卷入大国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的共同族性意识即使不是源自这些战争,也是在这些战争的影响下一次次得到增强。而对于那些战争的参与方,如法国人与英国人、希腊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等,对敌对国家的恐惧与厌恶部分构成了共同族性意识的基础,战争前夕的军事动员,极大的激起了民族认同与民族荣辱感。在危急时刻,正是这种民族认同促使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和组成部分联合起来抵抗外来侵略者或共同的敌人,因此战争对民族认同强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史密斯认为战争提供了一种向心的力量,能够为子孙和后代提供神话与记忆,尤其是对来自军事战斗中英雄和黄金时代的纪念与颂扬。在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强化过程中,正是战争的这种功能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⑤]

    就组织化宗教而言,它的角色往往是精神的,也是社会性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经常诉诸大众的宗教情感,并且像斯里兰卡、爱尔兰和波兰这样的案例中,民族共同体的范围是由宗教共同体界定的,将民族与宗教合二为一。共同的宗教文化蕴含着一种对共同族性的鲜活感知,宗教律令和义务平等地适用于整个民族,宗教教育在民族语言学习和知识获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时刻在灌输民族认同感。并且关于一个民族的起源神话,通常是与创世神话交织在一起的,或是以创世神话为先决条件的,《圣经》中诺亚的神话就是属于这一类型。民族共同体的英雄往往也是宗教传说与传统中的英雄,与神相关的人物,如摩西、穆罕默德和圣乔治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教会或者信仰共同体的宗教仪式,提供了关于这个独一无二的族裔共同体的文本、圣歌、宴会、庆典和习俗,有时甚至包括脚本,从而将他们与其他的群体区分开来。在所有这些彰显文化差异的历史遗迹之上,站立着“传统的守护者”——教士和诗人。他们从那些所有民众都对之毕恭毕敬的神圣传统中,挖掘出关于这个民族神话、记忆、象征和价值,将它们记录并保存下来,并通过庙宇、教堂、修道院和学校,传播到这个文化共同体范围内的每个城镇和村落。[⑥]

    (三)人口迁移和种族灭绝弱化或消解民族认同

    在过去几十年,世界已经经历了巨大的人口移动,这些人口移动改变了许多民族的文化构成和自我形象。难民、客籍工人和往昔殖民地居民的涌入破坏了单一民族认同的传统价值和信仰,对统一的民族所拥有的较为古老的民族意识形态和教育学叙事形成挑战,并且可能替代原先松散地聚合在民族共同体之下的分散文化群体。根据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观点,官方的语境让位于每天的“表述行为的”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历史和认同的感觉变得分裂和重叠,民族就此被碎片为原先组成它的各个部分而民族认同也变成“混合的”。[⑦]另外,伴随着大众化交通、旅游业、卫星传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过去有关文化统一和单一的特征遭到了破坏了,大众对文化与历史的解释也是“混合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认同被一种“混合的”认同消解,大量的移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使民族神话和记忆被重新解释甚至被瓦解。

    种族灭绝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当一个民族不再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时候,必然民族认同也随之被消解。国家内部有预谋的事件造成民族成员大规模的死亡,纳粹对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政策就是这种类型,土耳其人对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行动也属于这一类型,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恐吓民众、消灭领袖,从而摧毁整个民族的意志。罗马人决定一劳永逸的消灭迦太基人,他们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屠杀了四分之三的人口,将剩余的人卖为奴隶,尽管古迦太基的文化遗迹一直保留到圣奥古斯丁年代,但作为一个民族,迦太基已经灭亡了,民族认同也随之消解。[⑧]世界近代史上最典型的案例是塔斯马尼亚种族的灭绝,19世纪初以来,随着欧洲移民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殖民定居与经济开发,岛上的土著黑人遇到了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塔斯马尼亚土著黑人惨遭驱逐和屠杀,人口锐减,在短短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塔斯马尼亚种族惨遭灭绝,[⑨]其民族与民族认同也随之消失殆尽。

     

     

     

     

    (赖海榕: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林: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9-12页。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同上,第195页。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97-198页。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7-38页。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第41-42页。

[]张建新:《谁应为塔斯马尼亚土著的灭绝负责》,《世界民族》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