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历史拐点”的中美关系
（作者：俞晓秋 《镜报月刊》2018年7月）
2017年底以来，相对平稳的中美关系接连受到特朗普政府在安全战略、贸易争端、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上一系列事态的冲击。最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美中关系40年”的研讨会，共和党参议员丹·苏利文在演讲中称，当前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拐点”。 按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的说法，“美中关系将迎来历史性变革”。
所谓“历史拐点”，在笔者看来，是指1972年尼克逊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后，在关系正常化下两国密切接触交往，双边贸易规模逐步扩大，合作领域和交流管道逐渐增多，产生分歧、摩擦时相互克制、妥协，保持了近40年相对平稳前行的发展态势，在二十一世纪初形成了与冷战时代迥然不同、对全球事务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间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改变，中美关系发展仍会按原来轨迹继续前行，还是已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了，两国关系会否被推上未来可能发生直接对抗和冲突的轨道？这是一个需要正视与应对的严峻现实和思考评估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特朗普政府和国会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主要威胁”
去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今年1月美《国防战略》称，“大国间战略竞争是美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中国与俄罗斯重新崛起是美国繁荣和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1月30日，特朗普总统首份《国情咨文》中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的“对手”，“对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构成了挑战”。
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也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强硬姿态。在2月美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与评估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称，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敌对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对美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最大威胁”，应把中国视为美国“头号外交和国防挑战”。在5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努恩斯称，“中国现在可能是对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最大威胁”。去年7月美国会通过《2018 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军方评估“美台军舰互访”可能性。今年春又通过《台湾旅行法》，鼓吹加大对台军售与美台防务合作，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活动，近日又在草拟“2018台湾国际参与法案”等，直接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
今年1至5月，美海军两个航母战斗群分别在南海海域巡航训练，三艘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导弹巡洋舰先后驶入南海黄岩岛、美济礁和西沙群岛12海里范围内执行所谓“自由航行”任务和机动演练。在贸易争端问题上，4月12日，特朗普政府威胁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价值1500亿美元进口关税。4月16日美商务部发布制裁中兴通讯公告。5月底白宫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
美国对华战略理念和利益目标改变是中美关系恶化的主因
除美国政府、国会和军方采取对华强硬姿态和行动外，美国主要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对华态度也发生相应变化，要求重新审视历届总统长期奉行的对华战略，甚至提出一些更强硬、具有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建议。造成美国对华态度和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究竟何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特朗普总统及执政核心团队的内政外交治国理念与前几届政府大不相同，信奉“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实力政治”，认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全球共同体”，而是“各国参与和竞争的角斗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国家间围绕实力、利益和安全的竞争关系。“美国优先”、“美国再伟大”、“大国竞争”以及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第二，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推行了以“地缘政治+海权论+同盟”为基石的全球外交与安全战略，把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沿岸相连的欧亚大陆，作为其全球战略预防和干预的重点。这一战略势必会视中俄两大国为挑战美在欧亚大陆战略利益与影响力的“主要对手”。在美国精英们看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海洋强国”和“蓝水海军”，是对美国的“全球性的战略挑战”。去年4 月27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阿什利·特利斯 在国会听证会上称，“美国须更认真看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构成的战略挑战”。
第三，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需作出调整或改变，成为国会民主与共和两党、保守与自由派智库、前政府高官们的“主流共识”，并与特朗普政府决策精英合流。今年1月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年度报告称，支持中国入世是“一个错误”。2月，美国《外交》杂志发表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前国安副顾问拉特纳《重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文章认为，“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因为“过高估计通过接触来影响和改变中国进程的能力”。3月，美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柯伯吉说，中国并没有向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等人所设想和期待的方向发展。 美国会美中工作小组主席尼克•拉森前不久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中称，“美国需要更务实的对华政策”。
第四，双边贸易逆差被特朗普政府视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影响到美企业界和民意对华态度的变化。特朗普政府提升“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把贸易逆差看作是导致美国内制造业萎缩、民众就业和收入恶化的主因，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把外国对美不公平贸易和投资行为定义为“经济侵略”。美企业团体曾是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入世”的游说主力军，现在则成为在双边贸易争端问题上向特朗普政府抱怨、施压的一股力量。今年3月盖洛普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85 受访者表示中国经济实力对美国切身利益构成严重威胁，40 受访者认为这种威胁达到了危急程度，在美国面临的“五大威胁”中排位第四。
第五，对中国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大感到忧心忡忡。一些美国会议员和主流智库精英认为，中国通过商业投资、行业收购以及科技文化交流项目等途径，加大了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影响”，渲染所谓中国的“锐实力”威胁。今年2月美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称，中国在美国教育界“深耕影响力”。3月美中情局报告称，中国以提供资金等各种方式“渗透美国智库和高等学府”。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戴博在5月该中心研讨会上说，人们担心中国“对美国大学、科技领域、投资制度、好莱坞、出版业以及媒体的影响”，“中国现在有能力在美国投射影响力、传播他们的价值观”。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全球影响力及“发展模式”对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价值观与秩序规则构成了严重挑战。
通过对话协商和相互妥协避免走向全面对抗
从上述事态看，近40年来美国所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及做法确已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到达了一个“历史拐点”。导致发生这种转折性变化在于美国，在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理念转向了“大国竞争”，在于美国朝野对中国发展与美中关系的认知与期待发生了改变。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国际安全中心专家威廉·英博顿做过这样的描述：美国原来的对华战略设想是两国会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现在美国的战略设想变了，两国在经济与军事上是竞争的、是“战略竞争对手”，面对的难题是如何管理这种竞争关系以避免直接冲突。
中美关系目前正处在一个“临界阈”。如果用“接触”、“竞争”和“对抗”三个词来描述，美国对华战略已由“接触战略”转向了“竞争战略”，那么会否不可避免地再转向“对抗战略”， 两国又怎样防止滑入发生直接冲突、全面对抗的境地呢？
面对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国家安全战略理念、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与中国展开全面对抗的战略尚未成形，须对美国国力、国际角色、战略态势、政策目标、行为方式、未来意图和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全球战略形势、地区力量变化进行再审视、再评估，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和适度的战略与策略调整，寻求有效的因应对策。
努力推动中美元首会晤和高层互访机制常态化，去年4月两国元首会晤一致同意设立的“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就是一项重要成果。推动双边“高级别对话”能够分阶段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务实成果，同时扩展其他相关的对话沟通管道，防止出现产生严重的误解和误判，有效管控突发性事件、避免事态升级扩大。
优先关注和实质性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上的突出问题。在维护各自国家切身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协商谈判和相互妥协，缓解并切实解决双方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双边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问题。 5月19日中美两国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就是一个好的开头。在安全与战略议题上，双方应重视对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与关切，提高政策目标和行为意图的透明度，增进相互理解和谅解，管控可能出现军事上的对峙事件。
网络时代跨国界的信息传播与舆论影响举足轻重。媒体舆论起着引导本国民众的认知与反应的作用，也影响对象国民情民意的走向。在主流媒体舆论传播力增强和网络社交自媒体十分活跃的环境下，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呈上升势头，导致媒体舆论存在着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同国家民众间相互“认知差距”作用的可能性。防止双方主流与民间舆论民意的对峙或对抗，也是避免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的必要环节。
（作者为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福建师范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