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态政治哲学意蕴
（来源：福建日报 2023-05-30 09版 理论周刊·求是）
蔡华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强调，启发我们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讨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政治哲学在生态议题上有两方面主张。一方面，生态政治哲学明确指认了生态问题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更是对人与人的政治经济关系的观照，生态问题的根源性病理归根到底要到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建基于其上的政治上层建筑中寻找。因此，生态问题是一个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多重关系在内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生态政治哲学寻求的是生态议题的政治哲学解释和解决。它要探究国家进行生态治理的正当合法性根据，以及由此衍生的基本政治原理和哲学原理，其中所涉及的核心性主题是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如何切实保障和促进所有公众而不是某一部分公众生态权利的充分实现，通过对公众基本生态权利正义的分配、正义的保障、正义的奖惩等原则和制度层面的政治建构，最终达至生态正义之治。
显然，生态政治哲学前一方面的主张是实证式的运思路径，是从揭示特定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出发，进而阐释其中所内含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并由此最终导致向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绿色社会的过渡。后一方面是规范式的运思路径，是从先验的最高理念出发，要求对所有一切关涉生态议题的政治经济等活动有所规范，进而在对现实政治经济等活动中的思维和实践方式展开生态批判的基础上，设计出实现最高理念的具体原则和制度。
我们不能单方面地理解生态政治哲学这两个方面的主张，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的窠臼，将生态政治哲学简化为经济决定主义或先验伦理主义。而应当将两种运思路径融合在一起，既明确应然状态下特定社会的“绿色”规范要求，又深入批判其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介下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最终在规范性引领下安排符合生态正义的原则和战略。因此，纵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中所包含的生态政治哲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规范性意蕴。规范性意蕴指向的是为什么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该遵循的最高理念是什么的问题，从而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规范性指导知识。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社会的高度和历史的厚度，来诠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要性。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两个重大问题”旨在说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关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政权的稳定性。倘若公共权力的运行无法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就意味着偏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宗旨，进而引发社会的非正义后果，最终危及国家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从长时段的历史跨度看，生态环境变化还是涉及文明兴衰演替的重要因素，“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绝不意味着只是解决环境污染的临时之策，而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因此，必须维护好人类社会存续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一种共生关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成为我们应该遵循的最高理念，对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将有所规范。
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批判性意蕴。批判性意蕴指向的是关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当下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思维和实践方式与规范性意蕴中的最高理念之间的差距，并据此找到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性病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反思：“建立在过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得不偿失”；“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奢侈浪费之风也开始起来了，特别是‘土豪’式的生活方式，纵欲而无节制”。这些论述是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指明我国在思维和实践中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未能正确对待个人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从而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高理念相距甚远。对这两方面的深刻认识，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认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性病理，即“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同时强调了经济运行方式和个人消费价值观两个层面的因素，是对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主义和幸福等同于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的彻底批判，也是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二元对立论的彻底批判。
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建构性意蕴。建构性意蕴指向的是将规范性的最高理念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具体原则和战略部署，是实现最高理念的过渡和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原则，既考虑到人民群众对更好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诉求，也考虑到人民群众对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诉求，是维护人民群众经济权益、文化权益和生态权益必须坚持的原则。“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原则，是将生态环境视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来对待，其中的普惠性，意味着所有公众都应该共享生态环境提供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共赢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下寻求共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是我国自主自觉引导国际秩序形成有利于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高理念下必须秉持的体现经济正义、生态正义、跨国正义的生态政治哲学原理。而对此的战略安排、治理方法和制度设计包括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两个阶段性的战略目标，“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方法，打赢蓝天保卫战，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和持续开展城乡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重点任务，建立健全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林）长制、排污许可制度、国家公园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绿色发展、基本民生、全球共赢的原则以及“战略目标—治理方法—重点任务—制度体系”的战略部署，共同建构了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过渡路径。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号：FJ2022XZZ001）的阶段性成果］
https://fjrb.fjdaily.com/pc/con/202305/30/content_2779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