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阿伦·盖尔的思辨自然主义及其评析

（作者：陈云《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提要：思辨自然主义之所以构成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在盖尔看来，在于其倡导以人文科学复兴生态启蒙，以宇宙的自我创造性提升生命感知，以“对话式辩证法”建构良好的生态政治，以“美”的有效假说塑造人们的环境美德以及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理解整个宇宙生态系统等方法论主张。应当说，思辨自然主义的提出对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盖尔的思辨自然主义在制度框架下和话语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辩证审视这些问题对于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具时代意义。

关键词：阿伦·盖尔哲学危机思辨自然主义生态文明

当代著名环境哲学家，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阿伦·盖尔（Arran Gare）先生于201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未来宣言》(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Iization:A Manifesto for Future)的著作。约翰·柯布（John B.Cobb,Jr.）评价这本书“将成为建立新机构以应对迫切需要的经典基础”，威廉Ｓ哈姆里克（William S.Hamrick）评价此书“对哲学家和非哲学家都是一种挑战和警醒”。[①]总体来看，盖尔在书中批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反生态性，认为只有进行文明转向即走向生态文明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而走向生态文明首先必须寻求和建构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这样一种哲学基础在盖尔看来是思辨自然主义。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提出这一观点的？思辨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又是什么？其何以能够构成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我们又如何辩证审视这一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把握盖尔的思辨自然主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究竟如何定位。

1. 寻求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从对分析哲学的批判谈起

   全球生态危机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关于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盖尔认为，克服工具性知识、转向哲学性思辨可能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哲学和哲学家是很自然的事情”。[②]当然，寻求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首先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盖尔指出，哲学对于克服工业文明主导下的生态危机以及人们支离破碎的思维形式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哲学是思想和生活的基础，过去一直也是文明形成的核心，它塑造了我们的文明类型;二是哲学具有跨学科性质，它可以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整合它们的见解，并提出新问题;三是哲学具有目的性导向，它能够提供对宇宙以及人类在其中的地位作出综合性理解的基础;四是哲学具有责任性意蕴，它有责任参与更广泛的文化及其矛盾的解决，并引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以及如何组织社会。应当说，具有某种哲学思辨的人能够对宇宙中的自我给予恰如其分的界定，有助于定位好人类与大自然的内在关系，从而使人类能够作出某种合乎理性的社会行动以实现全人类的幸福。

   然而，在盖尔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却陷入了危机。他说:“除了少数情况下，那些拥有大学所提供的特权条件来应对这一最大挑战的哲学家们，都对哲学进行了新的界定……他们背弃伦理、政治哲学甚至认识论，陶醉于哲学的无用之中。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种结果中。”[③]在盖尔看来，哲学本是启迪人的智慧，是克服工业文明危机、架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夯实生态文明哲学基础的最有效形式，但是如今的哲学遭遇了现代性的困境，连专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环境哲学也无立足之地了。“环境哲学，通常被称为环境伦理学，被引导到一个次要的子学科，即使激进的立场被采纳，它们也是无能为力的。”[④]所以，哲学危机主要表现在哲学理论陷入了一种纯概念化研究的地步，哲学学科陷入了一种纯技术化模仿的际遇，哲学本质遭遇了消极怀疑论的攻击，等等。那么，这一危机究竟引爆于何处?盖尔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分析哲学。他指出:“要理解现代世界哲学的危机感，就必须理解分析哲学的胜利，分析哲学不仅主宰着英语国家的哲学部门，而且正在侵略那些传统上有选择的国家，甚至是法语国家。”[⑤]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英美哲学中，分析哲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它是一种以语言分析作为哲学研究方法或对象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在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分析哲学不仅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以还原主义、科学主义和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影响着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概念是空的……灰蒙蒙的世界……也可能来自一种语言的发霉。”[⑥]换言之，分析哲学不能作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应大胆揭露并批判其问题所在。

   第一，分析哲学支持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而缺乏对大自然的意义创设。盖尔认为，把握奎因(W.V.Quine)哲学是理解和评价分析哲学的前提和关键，因而对分析哲学的批判应围绕奎因哲学的相关观点和立场展开。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奎因否认康德的先天综合知识，而主张哲学的“自然主义转向”(naturalistic turn)，但是这里的自然主义转向蕴含的是对还原主义的支持。奎因提出:“认识论，或类似的东西，只是作为心理学的一章而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章，它研究一种自然现象，即一种物理性的人类主体。这个主体被给予某种可实验控制的输入，例如在不同频率上的某些照射模式，并且在充分的时间内，该主体将输出一个对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⑦]这种还原论式的自然主义转向在盖尔看来已经成为分析哲学的主宰，其后果将是直接对语言中所赋予“意义”的位置造成攻击，他们否认有任何意义的概念及其框架，而只是专注于逻辑、真理或句子等。正如盖尔所言:“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消除‘意义’的作用，它将‘意义’还原为其他东西:真理条件。”[⑧]进一步说，按奎因之言:“其‘意义’的特征不是‘精神存在，而是‘行为的一种属性’”，[⑨]而这种行为属性消除了任何建构生态世界、创造更美好未来的意义和想法。所以盖尔指出，分析哲学在此实际上就是在捍卫一种枯燥的世界观(adesiccated form of the world-view)，根本无法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分析哲学捍卫科学主义(scientism)而缺乏对大自然的人文理解。盖尔明确指出，分析哲学“捍卫了科学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垄断了获取和积累真正知识所需的方法，包括无视什么是真正的知识”。[⑩]其后果必然降低甚至消除对大自然的人文理解。一方面表现为人文主义的边缘化趋势明显。盖尔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了说明。一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美国分析哲学、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认为英语国家人文科学的自我毁灭是合法的;二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三是公务员、教育机构、媒体和政府部门人文学科教育人员的职业前景崩溃;四是非分析性哲学被分解成多个流派和方向。所以，他指出，分析哲学对科学主义的捍卫“对人文学科的破坏性影响已经达到了它最极端的形式”。[11]另一方面表现为技术科学的负面影响加大。盖尔进一步提出分析哲学家所描绘和捍卫的科学主义是以“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为现实表征的，它带来的后果更加糟糕。盖尔以布鲁斯·查尔顿(BruceCharlton)的《无须尝试:真实科学的腐败》(Not Even Trying:The Corruption ofＲealScience)这本书为例，阐述了科学家研究的现状，认为他们研制的一些东西就像波兰一家企业生产出的有缺陷的玻璃杯，既浪费资源又占用空间。盖尔又以卡尔·博格斯(CarlBoggs)的《政治的终结:企业权力和公共领域的衰落》(The End of Politics:Corporate Powerand the Decline of the Public Sphere)为例，阐明了技术科学创造了一个以媒体为中心的世界，而使得公共生活或公共领域日益碎片化、转型期的政治民主日益空洞化。所以，他最后指出，“这种科学并没有产生对世界更深层次的理解，而是大量生产零碎的知识和伪知识，为企业提供了制造利润的手段，为政府提供了制造武器的方式，为权力精英提供了一起控制或迷惑人的手段”。[12]

   第三，分析哲学专注分析思维而缺乏对大自然的整体认识。盖尔主要从分析哲学与思辨哲学的对立上明确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二者之间的对立主要是以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布劳德(C.D.Broad)为特征的，其职业生涯与思辨哲学的没落及分析哲学的兴起相吻合。在布劳德看来，分析哲学的核心任务在于分析澄清普通生活和科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相关哲学问题可以彼此孤立地进行处理，哲学就像科学一样可以积累不可置疑的知识。但是，思辨哲学试图通过考虑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社会、伦理、美学和宗教等来全面理解和把握宇宙的本质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力图建构一个整体实在观(view of reality as a whole)，这样才能实现生态正义。对此，布劳德提供了三种审视方法，即分析(analysis)、通观(synopsis)和综合(synthesis)，其中综合是思辨哲学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征，它试图提供一整套概念和原则使其能够令人满意地涵盖所概观到的不同领域的事实。盖尔赞同布劳德的这三种方法，并提出“思辨性哲学家必须使用所有这三种方法”，[13]才能总揽全局，拓展视野，为实现某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奠定基础。但是，分析哲学只专注于分析思维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通观和综合性思维，他们“只专注于狭隘的主题和哲学的‘零敲碎打’，同时也避免对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大问题’作描述”。[14]正是基于此，在盖尔看来，分析哲学正逐渐缩小哲学的范围，更加不重视哲学史的研究，未给综合性思维留下任何空间，更别说对大自然能给予某种整体认识了。所以盖尔最后指出:“我们需要新的概念来克服这种支离破碎的现象，通过这种观念可以理解和有效地解决文化、社会和文明问题，同时也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即这些概念应被恰当地运用到实践、制度和人们的生活目标中。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来文明奠定基础。”[15]换言之，盖尔提出了“思辨自然主义”的新概念以期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2. 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思辨自然主义

   基于对分析哲学的批判，盖尔认为，生态世界的规划和建设应该转向哲学思辨，特别是要转向思辨自然主义。他强调思辨自然主义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未来的环境宣言。那么，究竟何谓思辨自然主义?尽管盖尔在整本书中并未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但纵观全书，大致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基本立场上坚持自然主义。这里的自然主义不同于前述奎因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盖尔所说的自然主义是摒弃了还原论、唯心论的自然主义。他认为要理解这种自然主义只需阅读科学史家的著作即可。一方面，可以通过考察自然主义的起源来把握。盖尔指出，“自然主义”起源于拉丁语Natura，它源于Natus即“出生”或“产生”。罗马哲学家就是这样来理解希腊术语“自然”一词的，指的是那些有着自己本性的生物或者其他类似的所有生物体。这类生物体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从它成长第一阶段开始的事物的内在部分”，按照伊沃尔·勒耶尔克(Ivor Leclerc)的说法就是“产生、生长、向上或向外生长”，按照伊奥尼亚人的说法则是“宇宙的自我创造”。[16]应当说，这是自然主义最为本质的东西，盖尔认为，那些反自然主义的人则局限于某种外部力量来对宇宙秩序的形成做出解释。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考察自然主义与科学的内在关系来把握。盖尔认为，只有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科学，否则必然造成对科学的误读误用，对宇宙生命的决然忽视。对此，他首先揭露了奎因所接受的这个观点:“物理学家和行为心理学家所描述的自然，仅仅是用句子来描述的”，[17]并批判奎因只是“简单地假设了主流物理学家的理论对象，而忽略了它们在自然哲学家著作中的起源，并排除了发展新的、更充分的理论对象所涉及的合成工作”。[18]所以，盖尔认为，这样做只会造成对科学问题理应追问的阻断，使得人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宇宙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人们宇宙意识的形成。

   第二，思维方式上注重思辨性。怀特海认为，所有思维都是在历史的背景下进行的，并且是在无意识的预设背景下发生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均来自于这些预设。盖尔指出，怀特海的贡献在于其论点不仅揭示出了某些预设，而且也展示了这些预设是如何牵制思想的，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这些预设(包括形而上学预设)提出质疑和取代”[19]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思辨”，“这样做需要开发全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来表达这些想法，而正是这种想法和语言使他被描述为思辨”。[20]实际上，这种思辨性是对分析、通观和综合的全面把握，核心是综合性思维的运用。其中，思辨的最大特点是连贯性，而不是碎片化。一方面，宇宙是一个可理解性的整体，这为思辨创造了可能。盖尔认为，数学和逻辑学并没有用尽思辨推理，所有思辨推理都应该建立在所有实际参与者对宇宙的可理解性基础之上。在他看来，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正好奠定了这一基础，“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其可理解性没有任何空白，也就是说，宇宙中的所有东西都与其他事物以及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都是可理解的”。[21]另一方面，宇宙是一致的，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应该是一致的，这是对连贯性提出的要求。怀特海认为，这一要求是“理性主义保持理智的伟大防御剂”。[22]换言之，思辨的目的应当建立一个连贯、合乎逻辑的思想体系，这样我们经验世界中的每一个要素都能得到充分和适当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才具有最优的解决方案。

   第三，哲学方法上强调辩证法。盖尔的思辨自然主义十分强调辩证法的因素，他主要以柏拉图、黑格尔以及布莱泽尔的辩证法为例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柏拉图的所有对话都是对辩证法的练习，其主要以提出和探求问题的答案为基础，这种“对话式”辩证法能够使人们避免因对思想和情况的片面理解而产生某种悲剧。继柏拉图之后，盖尔认为，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最终仅仅只是辩证的运动，这一过程产生了自己，从自身出发，然后又回到了自身。当代哲学家丹尼尔·布莱泽尔(Daniel Breazeale)则提出了所谓的“辩证综合法”，其本质是揭示对立面是相似的，从而阐明对立面也具有某种统一性。在盖尔看来，这些思想家的辩证法难免有其局限性，但却为思辨自然主义的辩证法思考孕育了深刻启示，正如其所言:“这些都为辩证法的展开提供了条件……使人们能够把握自然，获得更高层次的命运意识和达到更高层次的理性状态。”[23]

   第四，运作路径上发展假说性。思辨自然主义的“思辨”何以运作?盖尔认为，哲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制定明确的假说，这是进行任何探究的条件，因此作为新哲学的思辨自然主义，其思辨何以实践运作首先也就是一个推论或假说问题，正如其所言:“用皮尔斯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推论，即发展一个有效的假说，这不仅是为了作出预测，而且最重要的也是怀特海所强调的以阐明经验。”[24]那么，这样一种假说是什么?其又是如何进行推论预测呢?盖尔分别引用了费利克斯·洪(Felix Hong)和怀特海的观点进行阐释。盖尔认同费利克斯·洪的界定，也即所谓假说就是通过对特定领域的经验、认识和研究模式的泛化，然后将其推广到另一个领域，最后再对所有的经验领域进行解释。这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运作路径，是一个由离散到综合的推进过程。当然，这个路径或过程的运作和推进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需要有充足而完善的经验领域以使点线面的链接和拓展得以可能，否则任何假说必将因其来源孤立而无法得到有效推广。正如盖尔所言:“只有发展完善的调查领域才有可能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便使这种推测性得到推广。”[25]例如，他从学科意义上阐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一样，我们应承认美学、伦理学和语言学也是人类经验的宝库，这样才可能完善相关调查领域，确保各种推测性假说的来源。怀特海将这一程序也称为“描述性概括”(descriptivegeneralization)的方法，意思是“利用特定的概念，适用于一组有限的事实，用来预测适用于所有事实的一般概念”。[26]第五，价值旨趣上追求生命、自由与幸福。盖尔指出，以分析哲学为主流哲学形态的现代性哲学忽视了对真正生命的关注和尊重，也扭曲了自由和幸福的本意，“人类只是被欲望和厌恶所撼动的复杂机器”。[27]然而，他认为，人类不应该成为一种被操控的机器，而应该恢复对“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追求”，从而过一个“完整的生活”。[28]在盖尔看来，“生命”不仅仅是“生”的问题，也包括人类在美丽的环境参与中所产生的活力以及增强这些活力的内在生命力。“自由”意味着在不害怕报复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不受任何约束，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29]幸福是“一个人不可能被其所依赖的其他人的决定或行为任意伤害，即他不会被奴役”，[30]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生命是一切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自由与幸福的条件，生命赋予了自由与幸福的意义……而追求真正的幸福和争取自由，才能增加生命”。[31]因此，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才能使一个人的生活显得充实和完满。然而，在盖尔看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主导之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现代技术所操控，其价值观甚至也被权力、地位和金钱所奴役，人们对待大自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们过得并不如意。因此，这就使得作为一种新哲学的“思辨自然主义”的倡导尤为必要，因为其“致力于解决和克服生态破坏对民主、文明、人类和陆地生活的威胁，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32]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服现代性哲学的沉疴痼疾，摆脱工业文明的操控驾驭，建设生态文明，创造一种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现代文化是思辨自然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宣言的价值旨趣和重要使命。

   三、思辨自然主义作为生态文明哲学基础的基本理由

   全球生态危机制约了人类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盖尔认为，依靠哲学解决这一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哲学能为人类走向一个新的、生态可持续的文明奠定基础，但其所言哲学并不是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某种现代性哲学，而是一种融分析、通观、综合、自然、思辨、辩证、假说、生命、自由、幸福等元素为一体并能够引导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所谓新哲学——思辨自然主义，它构成了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第一，以人文科学复兴生态启蒙。在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所主导的技术科学的发展潮流下，人们不由追问：“我们究竟还需要人文吗？我们是否需要培养有人文精神的人？”[33]盖尔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他看来，技术虽然进步了，但是文化却退化了、价值观病态化了、真正的研究也碎片化了、科学家也沦为普通的生产工具而并非真正能够理解自然的英雄形象了。所以，盖尔提出要重视人文科学，要发挥人文科学的价值引领作用。对于这一点，盖尔认为思辨自然主义具有这一证成效用，他说：“思辨自然主义不仅证明了人类的认知主张，而且证明了包括哲学和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价值和意义。它将人类定位为有意识的、能动性的社会存在，其参与了人性和自然的创造性发展，这一点现在也被认为包括那些致力于全面了解世界、自身及其可能性的哲学家，并有理由要求他们对未来负责。”[34]换言之，基于思辨自然主义的证成效用之下，人文科学具有从人的立场唤醒人类意识，赋予责任使命的文化启蒙意义。而从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中看，盖尔明确指出这种启蒙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态意识的唤醒，他说：“这种激进启蒙能够置人类于自我创造的历史环境中走向一个新的文明……包括团结全人类，致力于促进全球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社区的健康可持续。这个目标应该被理解为对全球生态文明的追求。”[35]

   第二，以宇宙的自我创造性提升生命感知。思辨自然主义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强调宇宙的自我创造性，而并非某种力量对宇宙秩序的外在强加，宇宙有其自身的内生循环与创造过程。盖尔明确指出：“根据思辨思然主义的传统，宇宙的终极存在必须被看作是自我创造性的过程……并在动态互动的多维度中加以建构，而不是被认为只是一种派生状态的物体或事物。”[36]换言之，如果宇宙只是一种人类派生的物体，那么，作为主体的人则必将无视宇宙万物的生命，而只有真正从思辨自然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宇宙，宇宙万物才能作为一种生命共同体而获得真正理解和感知，盖尔说：“通过思辨自然主义，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生态系统包括全球生态系统，确实有一个终极目的，”[37]这个终极目的就是一种生命。当然，这种生命不仅仅只是一种静态生命，更是一种动态的创生，盖尔将其“看作是通过创造和维持能量梯度并控制其如何以及何时退化为熵，熵又如何消散来提高生活条件的终极目的。”[38]从这个意义上看，宇宙的自我创造性或者说全球生态系统的生命性、创生性给人类提供了一种认知宇宙，感知生命的思路导向，使人类明白宇宙不是一个机械性物体，生命也不是一个枯燥性过程。领悟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生命感知。

   第三，以“对话式辩证法”建构良好的生态政治。盖尔认为，当今政治哲学的研究在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方面有所不足，他甚至提到“很少有关于政治哲学直接涉及到实现生态可持续性问题的书。”[39]在这种情况下，盖尔提出要在思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生态政治。盖尔的思辨自然主义特别强调哲学方法上的辩证法意义，而柏拉图的“对话式辩证法”则直接影响到了盖尔对生态政治的建构。“对话式辩证法”以提出问题与探求答案相结合的大众参与方式来消除相关一方对某一问题的片面决断和理解，从而达到一个较为圆满的效果。盖尔之所以要倡导以“对话式辩证法”来建构生态政治：一是基于权利性话语的合理表达。这是“对话式辩证法”的体现，它可以减少生态专制主义的负面影响，能够确保人们对环境权利的主张和维护。盖尔认为，“这本质上就是生态政治学所承担的任务。”[40]二是基于历史性差异的实际考虑。盖尔认为环境政策的制定需要发展对话式的叙述，这主要考虑到不同地方、不同社区以及不同人们有着不同的历史现状和特点。三是基于共识性结果的诉求达成。盖尔认为，对生态环境问题解决路径的探寻同样“应该产生对话式的叙述，而不是一元性的叙述。”[41]换言之，倡导对话式叙述，确保每个人的共同参与，有利于达成解决环境问题的良好共识。

   第四，以“美”的有效假说塑造人们的环境美德。思辨自然主义倡导发展有效假说性，简而言之即通过对特定领域的认识和研究来实现对所有经验领域的解释以提升人类对宇宙世界的综合认知水平。盖尔明确指出：“思辨自然主义将挑战当前公共政策的基本假设，即当某一事物倾向于提高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时，它是正确的，而当它倾向于其他方面时则是错误的。”[42]这里所谓的其他方面也就是指公共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对生物群落完整性、稳定性和美的破坏。这时候就需要发展一种有效假说以应对这一问题。其中，思辨自然主义提出了美学领域中“美”的假说性来实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解释，从而塑造人们的生态美德，“伦理学以美学为前提，我们通过美学来研究它本身和它的优点。”[43]在盖尔看来，以“美”为生活的出发点，人们能够判断出什么是活着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丑陋的，什么又是美丽的，从而对周遭世界有一个清晰的假设、明确的预判和整体的认知。盖尔说：“通过对美的欣赏能够进一步增强生命的协同作用……能够使人明白某种行为、人物、人、组织或组织结构、建筑物或城市以及生物类型都可能是美丽或丑陋的。而对丑陋的厌恶和对美的吸引所产生的情感则是实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所必需具备的长期性目标承诺。”[44]换言之，通过美的有效性假设，可以使人们较好地定义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应该努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按照麦金泰尔的说法就是对一个人美德的培养，他认为美德和良好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而邪恶和凶险的品格是可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美”的假说性出发来塑造人们的环境美德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盖尔从思辨自然主义的哲学立场上特别强调的一点：“捍卫美德伦理以迎接这一挑战……发展必要的美德以建立和发展生态文明的职能机构……使人们能够重新审视生活。”[45]

   第五，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理解宇宙生态系统。思辨自然主义注重思辨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倡导连贯性、综合性以及可理解性。盖尔认为，整个宇宙是连贯性的，而并非碎片化的，我们应该用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看待宇宙万物并作出合乎宇宙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的必要行动。盖尔将这种话语表达亦称为思辨自然主义的宏大叙事。在盖尔看来：“在思辨自然主义的帮助下，新的对话式宏大叙事应产生于个人、社区和文明以寻求制定自己的叙事方式，并将这些叙事与彼此的叙事以及整个人类、陆地生活和宇宙的叙事联系起来，而这应被理解为生命及形成过程的一部分，这样人们才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及其在所有多样性物种中的意义。”[46]应当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的现行制度作斗争的过程中，宏大叙事的方式能够链接彼此并融合全人类以及其他各种生命形式的相关利益，也承认所有物种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盖尔认为“这可以看作是激进启蒙时代的到来。”[47]那么，要实现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并创造美好的生态未来，盖尔提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提高对大自然的理解，培养人们“对整体的感觉”（Feel for the whole），他举例说：“为了创造出美丽的建筑环境，就必须实现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建筑商‘对整体的感觉’的培养……这是必不可少的。”[48]此外，奥地利著名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进一步认为这种整体的感觉对于改变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我们都会逐渐感受到一种具体而现实的义务，确保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能治愈土地……在整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将慢慢地认识到他或她的基本义务……那就是做他（她）能做的事情以革新、塑造、装饰和改善每个人所属的这一活生生的地球。”[49]由此可知，基于思辨自然主义的宏大叙事方式，整个生态系统都纳入到了人类的可视化视野，人们可以一种连贯而综合的思维方式从“整体感觉”的方法论层面理解并爱护大自然。

   四、辩证审视盖尔之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思辨自然主义以其核心内涵或意义，表达出了对西方现代性哲学的超越，折射出了维护宇宙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家园的积极价值，这是作为一种环境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所在。但是，从制度框架和话语体系中来看，盖尔对生态文明哲学基础的思考和建构仍然存在以下值得辩证审视的问题。

第一，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来思考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并不可靠。盖尔即便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给予了深刻批判，但他仍然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下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激进的政治运动似乎只对抗议感兴趣，他们对未来没有其他选择，而且似乎对发展前景也毫无兴趣……无论哪个政客获得权力……他们都奉行同样的政策，倡导市场自由化，提倡管理主义，出售公共资产，破坏工作安全，用新的技术取代工人，进一步赋予超级富豪权力，并增加人类的生态足迹。”[50]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出盖尔似乎显得有些无奈，因为要真正从政治层面上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改善生态环境并非易事。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条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的非政治化的学术拯救之路，“如果常识不够充分，那么除非人们像许多人一样接受非政治化，否则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学者来提供更好的解释方案。”[51]而从上文可知，这种拯救之路或解释方案也即盖尔所提出的思辨自然主义，它能够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能够扩大而不是破坏我们所参与的宇宙生态系统，能够为全球生态文明提供哲学基础，但盖尔对这一问题的通篇论述呈现的仅仅只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观审视，而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以，盖尔的这种思考路向治标不治本，并不彻底与可靠，有些理想化。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劣根性在于“资本”、在于“增殖”、在于“扩张”，更在于“攫取”，而生态文明的本质却在于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充分认识、对大自然本身的尊重与保护，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建构。所以，在试图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来思考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来描绘生态文明的时代愿景，在学术层面上些许有其意义，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显得空幻而不可靠，更不彻底，因为其无法从源头上解释和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

第二，依托于西方的哲学话语体系来建构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并不科学。我们说其不科学主要是针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话语来说的。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史上，构成哲学基础之核心所在的历来都是“形而上学”。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是哲学史上第一部关于“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著作，亚里斯多德将此问题称为“第一哲学”或本体论问题。即便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但是其仍然没有割裂与本体论的关系、更没有撼动本体论的地位，甚至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已发展到顶峰了。盖尔对思辨自然主义的思考正是在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中继承和沿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谢林、怀特海、布劳德、科林伍德、皮尔斯、布莱泽尔、费利克斯·洪、格林、赫尔曼·兰宾等人的观点进行综合论述的，而其中对形而上学的裹挟是难以避免的，例如盖尔曾经提出要为宇宙论作辩护并以此来提供某种生态可持续性概念，但这种宇宙论“在本质上是过程形而上学的宇宙论，也就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宇宙论。”[52]而事实上，这是难以真正使思辨自然主义成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因为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对大自然是遗忘的。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使得“人”被重新发现了，人类不再受之于上帝的笼罩了，但要说的是，人类也从此成为了后上帝时代的新上帝，因为人重新被确立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最高主体。而作为人之外的自然界则仅仅只是满足人类贪欲的“为我之物”，任何身外之物只因主体的人才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近代西方哲学应该当说对此发挥的淋漓尽致，例如康德哲学提出人要为自然立法，黑格尔哲学则提出要把自然看成是绝对理念的外化，自然成为理念的对象和异在。显而易见，他们眼中的自然并非本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按照人类需要建构出的“为我的自然”或“属人的自然”，本来意义上的自然已经失去了自在性或自然性，这也即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对人的肯定而对自然遗忘或否定的面孔。海德格尔就深刻地指出，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就是“对存在的遗忘”，即没有关注存在者的“存在”，其实这表达的意思亦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关注的仅仅是为我所用的“自然物”，而遗忘的却是其本有的“自然性”。所以，大自然就成为了人类算计和控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盖尔的思辨自然主义即便在着力于阐明要呵护大自然，但其座架却是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西方哲学话语体系，而要以此来奠定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也很难解决生态问题。

第三，超越思辨自然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危机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但生态文明却是中国的政治战略问题，我们思考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更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来展开。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任何试图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又想努力寻求人类美好生态环境的所谓“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就是反生态的，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53]这句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生产方式的唯利是图性和野蛮性，资本家为了满足求利欲望，他们不顾一切地作出违反的大自然规律，破坏大自然资源的行为，这完全是反生态的，所以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武器一直都是在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发挥作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了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话语体系，提出了实践的观点。我们说，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即便从哲学的殿堂驱走了上帝，但他在终结西方近代形而上学上做的并不彻底，一个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实践的意义。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这一问题彻底解决，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它终结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话语体系。科学的实践观最本质的特征在于立足现实“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囿于玄思“解释世界”。我们说盖尔的思辨自然主义其实在很大意义上是在“解释世界”，盲目地回到柏拉图、黑格尔、谢林、怀特海的哲学话语中简单地寻找“思辨”是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而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感性实践中才能真正发现并解决人类活动中的生态问题。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54]我们说，无论从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其中孕育的生态智慧都是非常丰富的，它们为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例如，辩证唯物论坚持“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及地位先在性”的观点，认为人是从自然界演化而来的，人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又如，唯物辩证法提出了联系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揭示着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体，人与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着的生命共同体；矛盾的观点揭示着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要看到“金山银山”，也要看到“绿水青山”就是一种辩证矛盾观。再如，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自在的自然”和“人化的自然”的内在统一，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破坏并造成了“物质变换的断裂”，最后还指明了解决人与自然紧张关系问题的辩证方法，那就是要通过“两个和解”与“两个提升”来实现。总体来说，思辨自然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而言，与其“新瓶装旧酒”般地披上“思辨”的外衣进行宣扬，不如坚持中国的话语，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进行探讨，这必然是更科学和更清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