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及其塑造——读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

（作者：赖海榕 林林  《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提要：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有领土和族裔两个基本维度，塑造和消解民族认同的因素有经济、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等。全球化正在急剧改变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活，不仅增强了全球意识，也促进了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

关键词：民族认同 民族主义 领土型 族裔型 全球化

在现代，民族认同可能是最具感染力的认同神话，它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也正是这种差别构成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和平与冲突。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是当代西方著名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族主义与族裔研究专业荣誉教授，也是民族主义跨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他在当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发表了多部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民族主义诸理论》《民族的起源》《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安东尼·史密斯的重要著作《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介绍了民族认同的性质、起因和后果，此书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于2018年3月出版。史密斯在书中系统阐述了民族认同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是多元融合的产物，不是源于单一的建构符号，也不仅仅来自天生的血缘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他驳斥了民族“衰退消亡说”，认为民族和民族认同还将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强化。

1. 民族认同具有领土和族裔两个基本维度

2. 民族认同的含义与起源

   民族认同这个概念复杂而抽象，以至于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不同的社会群体都能在这个尽管抽象但情感上却异常具体的民族认同中，使自己的需求、利益和理想得到满足。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一词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理想，也是一个分析性概念。民族认同是“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和重新解释”。[①]民族认同包含了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方面，并同时存在于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汉斯·科恩(Hans Kohn)区分了“西方的”和“东方的”民族主义，认为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在共同法和共有领土范围内的公民理性联合，属于“公民的”民族主义，而东方的民族主义建立在对共同文化和族群本原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即“族群的”民族主义。[②]

   公民的民族概念是在划定的领土上，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文化和公民的意识形态，通过一系列相同的理解、抱负、情感与观念将领土上的人口结合在一起。因此，历史性的领土、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全体成员在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共同的公民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些都是标准的领土民族模型的构成要素。而“族裔”的民族则与此不同，它将重点放在以出身和原生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上。在领土民族模型的概念中，个体必须隶属某个民族，但可以选择所属的民族。而在族裔概念中，则没有这种选择的余地，无论你留在自己的共同体内，还是迁移到其他共同体中，你仍然是你所来自共同体的无法改变的、不可分割的一员，并且身上永远带着这个烙印。换句话说，一个民族主要是一个拥有相同血缘的共同体。[③]族裔型民族认为最重要的不是领土，而是血缘。民族被视为一个虚构的“超级家庭”，并以血统和宗谱来支持民族的诉求。在这种观念中，民族能够将自己的源头追溯到一个推定的祖先，其所有成员都是兄弟姐妹，这种家庭的纽带将他们与外人区分开来。并且他们通过创造共同体的神话、历史与语言传统的普遍自觉意识，成功地使一种族裔民族的观念在大多数成员的头脑中保留下来并具体化。因此，家族谱系和推定的血缘纽带、大众动员、方言、习俗和传统是族裔民族的构成要素。

   两类民族模型——领土模型和族裔模型，存在两条民族形成的路径——官僚体系的吸纳与方言动员。第一类民族是由贵族政体的精英从水平共同体中创造出来的，通过强大的国家把社会下层和外围地区吸纳进来。无论是对政治版图内的少数群体，还是对边界之外的他人，这类民族都将表现出一种热忱的领土民族主义。如美国和新加坡，通过自上而下的民族塑造，强化了领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另一类民族是在一个垂直共同体中被排斥的知识阶层和一些中间阶层“自下而上”地创造出来的，利用族裔历史、语言、宗教和风俗等文化资源对其他阶层进行动员，从而形成一个积极的、政治化的“民族”。无论是对内激励与净化“真正的”民族及其成员，还是对外反抗争夺政权的外国压迫者与竞争者，这类民族都展现出一种强有力的族裔民族主义。[④]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去殖民化都是此类例子，通过对圣地、往昔英雄和黄金时代的纪念，来强化族裔和族群的边界，增强他们的自我意识，从殖民地“领土民族”中分离出来，塑造为族裔民族。

3. 两种民族认同的特征

   领土模型和族裔模型两种民族概念产生了民族认同的两种基本维度——领土型和族裔型。在领土型民族认同中，国家形式包括军事、行政、财政和司法机构，通过控制和传播相应的符号、神话和传统记忆，为全体人口塑造一种新的、广泛的文化认同，在实践过程中，包含支配族群文化与边缘族群文化在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相互调和。对族裔认同来说，一个族群就是一种文化集体，它强调血缘神话和历史记忆的作用，并通过一种或多种文化差异，如宗教、风俗、语言、制度等被识别出来。重要的是虚构的血统与想象的祖先，虚构的传统造就了“超级家族”，其成员都认为他们的族群是由相互关联的家族构成的，这些家族由关于世系与祖先的神话性纽带联结在一起，共同形成一个巨大的“家庭”。[⑤]联结家族和民族的纽带以及世系神话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使得族群存续下去。族裔认同存在对某一块领土的依恋之情，这具有神话和主观的性质。对族裔认同来说，重要的正是这种依恋和关联，而不是实际占有或居住于这块土地。它是一块神圣的土地，属于他们的祖辈，他们的立法者，他们的国王、圣贤、诗人和教士。因此，即使族群成员经历了漫长的流亡生活，祖地这个神圣中心还是吸引或激励着他们从远方回归，这正是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种流散共同体所拥有的命运。

   领土型民族主义所锻造的集体认同中，有一些重要的特征。第一，领土主义。史密斯认为领土主义指代的是一种政治承诺，它不仅针对特定的边界，也针对那些位于其他领土民族边界内的特定的空间与社会的位置。民族被视为领土型的祖国，它是一个人出生和度过童年的地方，是祖先生存的地方，也是古代英雄和文化生长的地方。因此，在这个地方，将那些曾经使领土民族获得独特性与荣耀的文化成就、早期文明的纪念物和工艺品据为己有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即使这个民族自身在今天可能并不具有这类成就。因此，祖国必须成为一块具有历史意义并且居住的领土。第二，参与。对领土型民族主义者来说，积极的全民参与必须建立在领土和公民的基础上。这种参与的基础不是族裔、宗教或家族，而是作为居民的个体，他们因居住于这块领土而成为公民，也因为这块领土而成为民族。第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不仅被用来强调民族成员资格，还要被用来与其他效忠关系与身份认同进行竞争并取胜。法定公民身份带有强烈的道德和经济暗示，在划定排斥与包含的边界和确定福利覆盖范围时，公民身份将成为首要标准，而个体的族裔起源则不会被纳入考量。第四，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领土型民族主义及其力图创造的身份认同的最重要的特征。在领土型民族中，不强调对族群成员进行方言教育，而强调培养公民身份，使公民性要素扮演重要的角色。公民的教育通过语言、历史、艺术和文学来传达民族的政治神话和象征体系，同时对遥远的英雄和远古时代的追忆，使得人们在今天激发自我牺牲精神，也使得这一切合法化。[⑥]总之，领土型民族认同的主要特征包括，包含平等权利和义务的普通公民权、以居住事实为基础的领土主义、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以及标准化的、公共的和公民性的教育体系。

   塑造族裔型认同也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特征。第一，进行大众动员，这一点即使没有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也在认同塑造过程的修辞和口号中有所体现。他们都反对多族群国家内部既存的权力分配体制，对特定族群类别进行系统性排斥或贬抑，并且对一些族群集体文化与权利持否定态度。第二，包含方言动员和文化政治化的过程，所有大众性族裔民族主义潜在的动机都是运用景观和历史，抢救濒临消失的习俗、仪式和语言，以此来重新发现他们的共同体。为了将“大众”转化为民族，第一要务就是要让他们讲方言，由此赋予他们独特的身份和命运。[⑦]第三，注重公众的、道德的和情感的维度，抓住集体文化认同的持续性和转变的节点，将民族认同与之前的族群纽带联系起来，以显示象征、神话和记忆的影响。总之，族裔型民族认同的主要特征，包括进行自下而上的大众动员、包含文化独特性的方言动员和政治化，以及知识阶层对情感维度的重视和复兴。

   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综合了这两种维度，一种是公民与领土的，另一种是族裔和血缘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这两种维度所占的比重不同，并且在不同时期，两种维度可以相互转化。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民族认同这个现象成为现代生活与政治中一种多变而又持久的力量，并使它能在不失其特质的前提下，有效地与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与运动形式相结合。

   二、民族认同的塑造、强化、削弱和消解

   1、实现个体“不朽”是推动民族认同塑造的不竭动力

   在安东尼·史密斯的视野中，世界上存在的诸多纷争、冲突和融合都与民族认同息息相关，在众多的集体认同中，民族认同具有独特的功能。个体是由多重认同和角色构成的，最明显和基本的是性别，以性别为基础的分类体系是最为普遍和通用的。但是，性别认同通常被其他认同因素所分割，因此很难单独的利用性别分类来唤起集体意识和行动。地方性、区域性的认同同样是普遍存在的，从表面上看，地方认同和区域认同具有性别认同所缺乏的凝聚力。然而事实上，一个区域很容易被分裂为很多小的地区，这些小的地区又可能存在许多聚居区。在大多数案例中，由于存在多中心，边缘又参差不齐，使得区域认同不能提供持续的动力。在马克思的社会学中，阶级认同是最高等级的集体认同，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阶级认同与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关，在某个特定的社会构成中，总有多个阶级彼此竞争。因此将阶级作为集体认同的基础缺乏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情感号召力也不足。而基于宗教和族裔认同形成的共同体能够容纳不止一个阶级的人。宗教认同与阶级认同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标准之上，阶级认同产生于生产和交换范畴，宗教认同则源自交流与社会化的范畴。宗教认同建立在文化、价值、象征、神话和传统的基础之上，这些要素往往成为习俗和仪式的固定符号。宗教共同体经常与族裔共同体密切相关，大多数宗教共同体的边界与族裔边界重合，许多族裔共同体的认同就是建立在宗教标准的差异之上的，它们经常彼此重合并互相强化，能够动员并维持一个强大的共同体，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⑧]

   民族认同和民族一样都是复杂的概念，由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族裔的、文化的、领土的、经济的与法律政治的。史密斯提出民族的定义为：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和，它的成员共享一块历史性的领土，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遍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于一个经济体之中，共享一套对所有成员都适用的一般性法律权利和义务。[⑨]这个定义揭示了民族认同所具有的复杂而抽象的本质，民族从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吸收了养料，与阶级、宗教、族裔等其他认同结合起来，并且与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相互交织，从而衍生出多样的组合形式。因此，民族认同是多维度的，不能被化约为一个单独的要素，也不能从一个人口单元中简单而迅速的催生出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具有多面向的力量，对群体和个人都具有独特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民族认同能够持续地提供性别、阶级、宗教等其他类型认同没有涉及或者难以满足的功能。在诸多功能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为个体湮没（personal oblivion）的问题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个世俗时代中，认同于某个民族是战胜死亡结局和实现个体不朽的最可靠方式。民族提供了一个与英雄往昔类似的辉煌未来，激励着人们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并且这个目标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地去实现，这一代代人就是“我们的”孩子。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还是精神气质上，他们都是“我们的”。这样的许诺是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都无法给予的，这种承诺最终还是要依靠民族来实现。因此，民族认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强大的“历史与命运共同体”，从而将人们从个人湮没的深渊拯救出来，并重塑集体信仰。[⑩]从政治上看，民族认同构成了国家机构的存在基础。它使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具有了合法性，这些法律制度定义了该民族独特的价值和特质，并反映出人民悠久的传统和道德观。因此，在今天，对民族认同的诉求成为社会秩序与团结的主要合法来源。对共同体的个体来说，民族认同还能够实现一些更具私人性的内部功能，其中最明显的是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从而使他们成为公民。民族象征符号——旗帜、货币、国歌、制服、纪念碑和典礼等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的情感。对某个共同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会使他们感觉变得强大和高尚，因此民族可以成为一个“获取信仰”的群体，能够克服障碍和困苦。民族认同的第三个功能是，将同胞之爱的理想提升到重要位置。利用阅兵、纪念仪式、周年庆典、阵亡者纪念碑、对英雄的颂扬和对历史事件的纪念等方式，不断强调认同与统一，从而唤起同辈公民对他们的文化纽带和政治亲缘的记忆。对民族认同的成功和持久而言，正是这种仪式和象征的内容将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紧密的绑在一起，也正是这些符号、仪式和典礼，将共同体中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是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中的潜在功能，也是它们能够历经世事变迁而依然持久稳定、变化自如、富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11]

   2、国家政权建设、军事动员和宗教运动强化民族认同

   韦伯曾对政治行动在族群形成和延续中的重要意义发表过评论，他认为，正是政治共同体激发了对共同族性的信仰。国家政权建设对民族形成和强化民族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诸如公共教育、健康福利、人口和环境保护计划、移民问题、大众传播、艺术、体育和文化、职业与就业、税收与财政政策等各领域的控制与规划，直接地、持续地和广泛地强化民族认同。在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日本和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显然在族裔共同体情感和具有内聚力的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政权建设通过政治规范和社会边界来实现民族成员的融合，从而培育一种纯粹的领土爱国主义和对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忠诚感，并且统治精英通过塑造一套政治神话和象征符号来获得政权合法性，同时抑制冲突和分离。在中国，秦国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开始践行大一统的各项措施，制定《秦律》、修筑驰道、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措施相继出台，其后为了方便征税和交流，统一了货币，从此形成古代中央集权的传统。其后两千多年，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不断强化。

   史密斯认为战争和军事动员也增强了民族认同，战争是对族群凝聚力的极大考验，也是一种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动员手段。许多民族国家由于居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上，因此被卷入大国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的共同族性意识即使不是源自这些战争，也是在这些战争的影响下一次次得到增强。而对于那些战争的参与方，如法国人与英国人、希腊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等，对敌对国家的恐惧与厌恶部分构成了共同族性意识的基础，战争前夕的军事动员，极大的激起了民族认同与民族荣辱感。在危急时刻，正是这种民族认同促使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和组成部分联合起来抵抗外来侵略者或共同的敌人，因此战争对民族认同强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史密斯认为战争提供了一种向心的力量，能够为子孙和后代提供神话与记忆，尤其是对来自军事战斗中英雄和黄金时代的纪念与颂扬。在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强化过程中，正是战争的这种功能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2]

   就组织化宗教而言，它的角色往往是精神的，也是社会性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经常诉诸大众的宗教情感，并且像斯里兰卡、爱尔兰和波兰这样的案例中，民族共同体的范围是由宗教共同体界定的，将民族与宗教合二为一。共同的宗教文化蕴含着一种对共同族性的鲜活感知，宗教律令和义务平等地适用于整个民族，宗教教育在民族语言学习和知识获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时刻在灌输民族认同感。并且关于一个民族的起源神话，通常是与创世神话交织在一起的，或是以创世神话为先决条件的，《圣经》中诺亚的神话就是属于这一类型。民族共同体的英雄往往也是宗教传说与传统中的英雄，与神相关的人物，如摩西、穆罕默德和圣乔治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教会或者信仰共同体的宗教仪式，提供了关于这个独一无二的族裔共同体的文本、圣歌、宴会、庆典和习俗，有时甚至包括脚本，从而将他们与其他的群体区分开来。在所有这些彰显文化差异的历史遗迹之上，站立着“传统的守护者”——教士和诗人。他们从那些所有民众都对之毕恭毕敬的神圣传统中，挖掘出关于这个民族神话、记忆、象征和价值，将它们记录并保存下来，并通过庙宇、教堂、修道院和学校，传播到这个文化共同体范围内的每个城镇和村落。[13]

   3、人口迁移和种族灭绝弱化或消解民族认同

   在过去几十年，世界已经经历了巨大的人口移动，这些人口移动改变了许多民族的文化构成和自我形象。难民、客籍工人和往昔殖民地居民的涌入破坏了单一民族认同的传统价值和信仰，对统一的民族所拥有的较为古老的民族意识形态和教育学叙事形成挑战，并且可能替代原先松散地聚合在民族共同体之下的分散文化群体。根据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观点，官方的语境让位于每天的“表述行为的”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历史和认同的感觉变得分裂和重叠，民族就此被碎片为原先组成它的各个部分而民族认同也变成“混合的”。[14]另外，伴随着大众化交通、旅游业、卫星传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过去有关文化统一和单一的特征遭到了破坏了，大众对文化与历史的解释也是“混合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族认同被一种“混合的”认同消解，大量的移民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使民族神话和记忆被重新解释甚至被瓦解。

   种族灭绝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当一个民族不再以任何形式存在的时候，必然民族认同也随之被消解。国家内部有预谋的事件造成民族成员大规模的死亡，纳粹对待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政策就是这种类型，土耳其人对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的行动也属于这一类型，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恐吓民众、消灭领袖，从而摧毁整个民族的意志。罗马人决定一劳永逸的消灭迦太基人，他们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屠杀了四分之三的人口，将剩余的人卖为奴隶，尽管古迦太基的文化遗迹一直保留到圣奥古斯丁年代，但作为一个民族，迦太基已经灭亡了，民族认同也随之消解。[15]世界近代史上最典型的案例是塔斯马尼亚种族的灭绝，19世纪初以来，随着欧洲移民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殖民定居与经济开发，岛上的土著黑人遇到了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塔斯马尼亚土著黑人惨遭驱逐和屠杀，人口锐减，在短短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塔斯马尼亚种族惨遭灭绝，[16]其民族与民族认同也随之消失殆尽。

   三、全球化既增强全球意识又促进民族认同

   20世纪末以来，安东尼·史密斯开始关注全球化和区域化等跨民族力量现象，因为这些力量对民族和民族认同构成了重要的挑战，引发了新的理论争鸣。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影响诉诸那些区域性国际集团、跨国公司和全球通信系统等新兴跨民族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大国集团的产生与发展，这些集团源于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最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集团对峙，将处于依附地位的地区与国家纳入自身范围。今天，各个民族国家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获得了承认，但出于和平与经济发展的考虑，不同区域与国家都成立了各个层次的国际集团，将许多政治经济职能转向类似欧盟等非国家行为体，因此对民族的认同转向这些国际组织成为许多学者的论点。跨国公司是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力量，它们拥有庞大的预算和复杂的技术手段，有能力在多个国家甚至多个大洲的范围内规划长期战略。在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绕过各国政府，使用自己的技术人员，在当地开办企业和雇佣工人，并且通过本土化经营来避免文化差异等带来的障碍，确保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从而使得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被嵌入经济全球化的复杂系统中。最为普遍的因素是大众通信系统的大规模扩展，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单元也不能将信息网络控制到边界以内，这也为民族文化融合为区域文化甚至形成全球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现在，将全球范围内网络信息和影像进行打包发布成为可能，而这将使地方化的信息陷入困境，并淹没它们所发布的特定民族相关的信息。[17]新兴的跨民族力量还包括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跨国移民热潮使得国家内部民族成分多元化，在增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同程度的摩擦与冲突，这迫使许多国家采取多元主义的文化和民族政策。[18]基于以上种种，许多学者得出结论，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后现代和后民族的世界，永恒的、普世的“全球文化”将掏空民族文化，因此民族主义将走向消亡，民族认同将变得无关紧要。

   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发达资本主义已使得民族主义成为明日黄花，它突破了民族的边界，正在创造一个单一的、相互依赖的世界。史密斯认为，事实上，资本主义是在已经存在的族裔共同体和国家的框架内运行的，并且这些共同体和国家常常深陷于彼此间的竞争。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相继来临，使得这种竞争进一步强化与扩大，并巩固了国家政权，将国家的主体族群铸造成一个紧实的、拥有领土的、由法律联合起来的民族。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对民族认同的强化表现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影响强化了既存的国家间体系，并通过竞争推动国家中主体族群的民族情感的塑造。如果说资本能够成为现代国家的经济工具，那么族裔国家的框架及民众对它的忠诚，也常常支配了商人和工业家的贸易方向。资本主义对民族的首要贡献，是为民族配备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工人和专业人士。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竞争中，这些新的阶级将担任领导者，并追求自己的利益。对于正在形成的民族而言，这种新的阶级为它所需的职业技能和多样化经济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因此在民族认同的塑造中，新的阶级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19]另一方面，民族国家都高度重视它们的公民的团结与政治承诺，以及民族国家在各自边界内的司法主权。国内事务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应该服从该民族的人民意志，反对一切外来力量的干涉。在这个问题上，地缘政治强化了民族和它的道德边界，国家也因清晰地表达民族意志与民族认同而获得合法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尽可能地表明，它的公民与“外来人”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内部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差异的，即合法性需要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内部同质之上，并且地缘政治的边界比其他差异更重要。

   史密斯也谈到，信息社会和大众传播已经为全球文化创造了条件。在这种全球文化中，单一的、世界主义的和科学的文化将涵盖全球，并且将去除过去存在的族群和民族文化的合法性地位。新的数字革命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普及已经破坏了以前存在的文化以及相应的非科学的认识的吸引力。总之，看似这一切使得以前存在的文化显得片面和非理性，并且属于人类过去的另一个时代，因此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将会随着旧时代消失殆尽。对此，史密斯进一步分析道，一种全球文化由许多分析性的独立要素构成:有针对性的广告化的大众商品，从原有文化剥离出来的民俗风格与当代主题相结合的拼接物，关于“人权与价值”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一种用于交流和评估的标准化的、量化的、科学的语言。因此，全球文化表面上建立了一般性的语言和话语体系，但是，这种体系是在挖掘个体特殊的话语和语言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并且，“文化”这一词语不仅仅只简单地涉及传播和现代技术，而是通过审美方式和媒介涉及人类品味、情感和活动模式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表达。就此而言，一方面，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拥有各种不同历史的生活方式和人类品味，以及各式各样表达情感和活动的模式，而不仅是一种单一的文化。所谓的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化是由每个民族和族裔共同体的文化与话语的神话、记忆、价值、象征符号和传统组成，正是这些要素，为民族的话语设定了历史性的边界。同时，族群和民族的话语及其内容，是与国家权力和文化交流的现实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它们为人类关于民族的想象力设定了边界。即使世界文化突破民族的形式，挑战族裔的假设，也并不能瓦解它们的力量或摧毁它们对民族话语的控制。长久的族裔历史已经赋予我们特定的语言和文化，而集体自我、个体自我及相关话语都已经在这种语言和文化中形成，并将继续对人类进行塑造和划分。不同民族的各种文化因特定的集体需要和历史时段而发生变化，管理着人们生与死的问题，也管理着悲伤和正义、恋爱与丧失，在人们处理生活和面对死亡时给予指导，通过特殊的传统习俗、历史象征、仪式典礼和道德传承，积累成智慧的集体记忆和持续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民族认同的守护者，成为民族的化身和代表，并由此获取政治合法性，因此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民族只有拥有自己的国家才能安全和自主，国家与民族就宿命性地合为一体。因此全球化的各种不同力量刺激了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浪潮同时发生，例如许多欧洲国家的族群，如苏格兰、威尔士等地区不仅要求族群的独立权利，而且力图超越民族国家，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增强自己的地位，这也解释了大规模超民族联合体与裂变的族群民族主义同时增长的相互矛盾现象。[20]

   不仅实现普世的全球文化不具有现实性，而且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民族国家获得了一次新的、更强有力的生命机会。在后工业时代，小规模沟通网络的增强，将会推动语言和族裔民族主义的扩张。在某些国家，少数或者边缘群体的族裔民族主义的重现，又常常会出现一个应对和释放的过程，激发占主体地位的多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复兴。在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德国人和捷克人中间都出现过这种情形。史密斯认为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影响了民族间的分化，也促进民族性的抱负进一步增强，随着人口迁移，移民政策、国籍法和人口爆炸的预警都提高了民族之间的壁垒。跨国公司虽然通过商品、投资与企业的网络，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但足够强大的政府能够与跨国企业讨价还价，甚至强加条款，而这些跨国公司也能激起民族性的反对或合作。虽然对跨国的经济人阶层——金融家、银行家、公司董事等——来说，民族障碍日益不成为问题，但是跨国精英最终必须要说服和影响的政治家们，仍然要对民族国家内的其他群体负责，通过投票的方式对全体负责。同时史密斯认为那些顽强又有技巧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能够运用政治杠杆来使那些超级大国和跨国公司相互竞争，从而提高自己的国家获得优惠条款的概率。这种在经济领域的政治杠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当面对外部压力时，有助于形成一种不断增长的民族认同感，并且使整个国家民族在一个由类似“建构中的政治共同体”所组成的国际等级体系中找到位置，因此跨国的经济力量无法取代民族与民族主义，并且最终还会强化它们。[21]

   民族认同是集体性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无论个体的感觉如何，它都提供了文化与认同的主导标准、政治统治的根本原则，以及社会与经济行为的首要焦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摆脱族群示威和民族主义暴乱的影响。民族有时被颂扬，有时被辱骂，但无论如何，都没有迹象表明它将被超越，同样也没有迹象显示民族主义将失去或减少其爆炸性的大众力量和影响力。史密斯认为如果有一种现象是真正全球性的，那么它一定是民族与民族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从未被族群或民族冲突所侵袭，或不曾见证过特定人群发动的要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在今天，民族认同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在不同的情境下，它的重要性不同，但在多数活动领域，它已经渗透到个人与共同体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