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历史考察
（来源：福建日报 2023-07-18 第12版 理论周刊·文史）
王有加 文/图
团员、少先队员帮助红军家属生产。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列宁对苏俄社会改造与建设的一种革命追求，彰显了列宁对苏俄克服粮食危机、促进社会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被列宁称为“伟大的创举”。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的抉择，需要以革命的手段应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屠杀。在中共的组织和领导下，苏维埃运动实现了由理念、口号到革命建政的跃迁。同时，中共在赣南、闽西等地区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并取得胜利，使得苏维埃政权有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态势下如何扩大红军，以革命的武装去应对反革命的武装，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二是如何让民众了解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愿意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三是如何锻炼苏区青年的互助合作精神，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借鉴苏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历史经验，创造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
参与主体广泛
有助于巩固工农联盟
“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服从于中国革命的战略需求，面对国民党多次的“围剿”，传统的以军人为主体的武装对抗已经不能适应苏维埃斗争的实际，在敌我对比悬殊、苏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与其中，才能扭转被动的局势。
其一，参与者不再局限于青年。面对国民党多次反革命的“围剿”，在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动员下，苏区一切革命力量都积极动员起来参与“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从青年团员、少先队员到共产党员，包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参与其中，并且成立专门的团队来执行“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于反“围剿”军事斗争的需要，当时中央提出了“中央局必须再次的责成各级党部和突击队，立即组织广泛的优红运动，首先每一个未脱离生产的党员和团员都要加入耕田队，各级工作人员一直到支部书记和乡主席都要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在运动的过程中，共产党干部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同志们每次出发都很踊跃的去帮助沙州乡的红军家属砍柴，铲草，挑塘泥，下肥料，犁耙田，什么都做，甚至连人民委员会张主席也一齐参加礼拜六”。
其二，运动进一步架起了苏区工农交流沟通的桥梁。在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过程中，如何把苏区农民打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需要先进群体的示范引领，苏区工人群体积极参加“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把先进的思想观念向农村传播，促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
“除军事工业中有政委的工厂支部，与地方党只发生横的关系（如协助地方工作，请地方党部作地方工作报告等）外，其余的工厂应一律直接接受地方党的区委或县委的领导，经常向所在地的党委员会作报告，请求讨论本厂支部工作。一般的工厂支部应有计划的由苏维埃干事领导帮助当地乡支部或小组工作，领导工人实行优待红军礼拜六工作”。
正是中共通过耐心的工作，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苏区干部好作风”不断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日益传播并深入人心。
参与内容形式多样
有助于苏维埃政权建设
“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的开展是在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扎实推进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通过此运动又进一步改善了军民关系、增进了党员关系，调动了苏区民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主动性。
其一，“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在经济上不断促进社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通过运动增加了社会合作生产的组织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由原来的做工开始采用货币代替，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有利于苏区逐渐恢复生产。
“帮助士兵家属做工，以长年十二个月计算，平均每月至少帮助二工，三、六、十各月加倍。无人做工者，折银津贴其家属，不要津贴士兵本身，其家后无人者不必津贴。津贴工款以区县为单位，按全区全县人口分摊，分四季由区政府征收分发”。
其二，针对工作需要，扩展了运动的形式。对“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的内容在推进过程中，也逐渐灵活转变为对当时反“围剿”紧缺的物资的采购上，“比如到宁化买盐回转须十二天，他可以少帮红军家属耕种十天。这个办法瑞金黄柏区的群众已正在进行着了”。
此外，“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也日益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组织群众的卫生委员会，组织特殊的礼拜六或义务劳动日，进行清洁工作。如扫除房屋，清洁沟渠，与烧垃圾，洁净身体等”。这些举措不断扩大运动的影响力，也不断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运动经验提炼为党内条例
有助于党的建设
中共历来善于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进一步总结运动的经验，并上升为党的方针政策，以利于新阶段工作的开展。随着运动的开展，当时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组织将运动的经验上升到党内的工作条例。
1934年1月10日，中央公布的《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进一步指出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参与成员从共青团员到当时苏区一切脱离生产工作的成员，规定了工作时间及有效时长、工作范围以及对该项目运动的检查监督，使“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朝着苏维埃运动奋斗的方向前进。条例也指出，“将本条例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并提到每个支部大会，及代表会议，军人大会，群众大会上报告和讨论，造成礼拜六工作的热烈空气，和自觉的负责的有纪律的按期进行礼拜六的工作”。
与此同时，进一步将执行条例的情况上升为巡查巡视的范围，确保礼拜六工作能够落到实处，“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到别区别乡巡视工作，如逢当地机关实行礼拜六时，必须同样参加所到地的礼拜六工作，并受当地机关负责人的监督”。
适时把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写入了党内的工作报告，确保优待红军家属的条例能够落到实处。在当时省苏的报告和党代会的例行工作报告都将其列为报告项目，“严格的普遍的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礼拜六。党、政府、后方军事机关、青年团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中央到乡政府乡支部止，必须全体参加，每个机关所在地的红军家属的优待，必须由该机关工作人员担负，并且作出优待红军家属的模范”。
在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加强对运动实效的监督执行，确保在反“围剿”斗争中能够争取更多的青年参加红军，扩大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影响力，“一切国家机关与合作社必须准确的执行优待红军家属条例与法令，广泛的进行礼拜六的工作。凡是对于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消极怠工与官僚主义，应当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同时，在当时的主流刊物《红色中华》《斗争》等上加强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的舆论监督，并对违反优待红军家属工作条例的行为进行曝光，确保贯彻“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落到实处。
由于时代所限，“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持续时间不到三年，但是在运动中再一次见证了人民的力量，也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读懂了中国国情，读懂了民心，进一步诠释唯物史观、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虽然第五次反“围剿”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当时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共产主义礼拜六运动”被迫中止，但其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并没有消失，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彰显其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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